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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不少海歸經濟學學者都高度肯定市場機制。這是非常不對的。他們的這種謬誤決不是小事一樁，而是關系到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也關系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性質、方向，更關系到中國經濟社會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愿意批判，而是不得不批判。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都是名篇名著，但既然是發憤，也必然有怒氣，必然有批判，或隱或顯而已。而且，如果不是批判的需要，可能都激發不出這些著作。即便是這樣，演《周易》比作《春秋》、賦《離騷》、傳《呂覽》要難。

　　既然中國人高看《春秋》、《離騷》、《呂覽》，就不要小看今天的批判。而且，西伯拘、仲尼厄、屈原逐、孫子臏、不韋遷、韓非囚，都是受皇帝、諸侯的罪。受這種罪之后構建，那還是值得的，畢竟，施罪的人都是大人物。對于雖然拿到國外教授職位但無疑仍然屬于一般學者的明顯而連貫的錯誤，批判也就夠了。如果使用錯誤的論據追求名利成功，由一一般學者一躍而入龍門，那決非國家、民族之福。

　　如此看來，批判也是非常必要的。對一個學者不能求全責備，不能要求細行無虧，但對于其看家本領上的謬誤不能不求深責切。批判是學術進步的要求，也是不做好好先生的要求。再想到，如果毛主席不是在長征路上不斷做工作，遵義會議就可能召開不了！所以，批判也可能是我們黨的優秀傳統使然。還想到，如這些海歸教授這樣的觀點還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批判也是為了中國學者的思維能力的共同提高。當然，求深責切也不能花費太多時間，否則，不值得，也顯示不出批判的水平。批判應該簡單明了！批判應該運用杠桿原理。這些學而優的海歸學者并沒有學到真正的經濟學。他們雖雕龍有術，卻是空談誤國。

　　二、用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來說明過度強調市場的錯誤

　　本文沒有必要對他們的觀點進行逐一的分析。因為他們的核心論點實際上就是認為只有市場才能配置資源，只有市場經濟學才能是現代經濟學。所以，只要破除這一論點，就能讓市場作用回歸到它的本原。他們都認為西方現代經濟學是一種市場經濟學，這無疑是對的。但理工科班出身的他們居然沒有意識到，這正好證明，西方的市場經濟學作用有限，而不可能成為唯一經濟學、單一經濟學，不可能成為現代經濟學的化身，因而也不可能用來否定中國經濟學的存在，盡管這種經濟學可能使用西方經濟理論中的一些概念。

　　海歸教授們應該都知道科斯的有名的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的觀點。在科斯看來，有大量資源用市場來配置成本太高，因此，至少對這些資源的配置來說，應該拒絕市場。所以，中西方經濟中大量資源不是通過市場機制來生產的。而絕大多數消費和分配更不是通過市場。[1]何談中西方經濟都是通過市場機制進行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呢？

　　海歸教授們經常高談闊論數學，但似乎海歸教授連一些基本的數學思想的運用的知識都缺乏。海歸教授們經常高談闊論經濟學的西方科班訓練，卻似乎都不知道怎樣正確地應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這也難怪，西方學者的經濟學教科書很少科學地介紹這些概念，所以中國的海歸教授們就從西方沒有學到。

　　下面，就讓我們用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概念來展示為什么國際市場對于一個國家的福利不具有主要的決定作用，借此來否定那種市場重要的觀點。這個展示本身并不難，但是理解它所展示的市場不具有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需要一些抽象的思維能力。

　　在圖1中，凹向原點的曲線是一個國家的生產可能性邊界（PPF）。假設A點是一個國家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的生產組合。在這種封閉經濟條件下有一種價格體系，即貿易前的價格體系。在整個價格體系和生產組合上，這個國家所達到的效用水平是U1。假設這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那么，在國際價格的引導下，這個經濟的生產產品組合由A點移動到B點。在圖1中這種移動太夸張了。中國的進口或出口占GDP的比重最高時約15%。一般而言，越大的國家，這種比例就越低。因此，實際的情況是A和B點的距離應該較近。B點的生產組合給這個國家帶來的效用是U2。毫無疑問，通過國際市場貿易，這個國家的福利又增長為U3。即使夸大了國際貿易占一國GDP比例的這個圖，也清楚地顯示出（U3-U1）/U1是很小的，因為U1很大（你可以設想一個分布比較均勻的無差異曲線圖）。（U3-U1）/U1反映的是國際貿易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福利增加，而U1反映的是國內生產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福利總水平。二者之比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福利主要是由該國的生產而不是由（國際）市場所決定的。這個圖用西方概念和西方技巧（帶有極強的數學思維：它假設一個國家是一個從事生產的質點）清晰地簡單地展示了市場經濟相對于生產只處于次要位置的事實。這個分析會也讓你思考，國際市場在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中究竟是否應該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呢！？

　　再考慮一種情形，如果市場很重要，但所謂的自由貿易政策阻礙了這個國家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有效移動（比如，移動到圖1中最外面的那條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那么采取所謂自由貿易的政策就是得不償失的事情，就是為了芝麻丟了西瓜了。當西方國家的企業控制了本國的所有產業，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術用市場換不來，用金錢買不來，就是為了推動中國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盡可能地移動。你只有生產出來，才有對外交換的資源。很顯然，在這種把一個國家作為質點（或黑匣子）的情形中，生產是比市場更重要的事情。

　　圖1：生產比交換對福利更具有決定性[2]

　　三、結 語

　　用上圖來分析市場無效的觀點似乎有失公允！上面的分析表面上是國際貿易的語言，但它的隱喻就是，市場根本不可能如海歸教授所講的那樣具有根本性的作用，關于市場的經濟理論最多只能是現代經濟學的一種研究課題，而不可能是主要課題，更不可能是唯一課題。如果海歸教授這些自認是中國經濟學學術的領頭羊都把市場經濟理論作為現代經濟學的主要課題，那就都大錯特錯了！

　　使用隱喻是西方學者的典型方法。但與西方新古典學者不同的是，本文這里的隱喻的方法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即使在一個國家的國內，不涉及對外貿易，市場（交換）只是與生產、分配、消費并列的一種經濟活動和經濟現象，怎么可能就成為唯一的經濟學研究對象、唯一的決定資源配置的主要因素呢？考慮到這些問題，即使國內生產有市場發揮作用的余地，也不能推出市場經濟理論就是唯一的經濟學理論的結論。

　　在國內，市場只是價值實現的環節，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是由生產者所決定、主導的，更不用說，在所有情況下都受生產者的影響了（見王今朝等：《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生產者的所有制性質對市場具有強大的影響。為了追逐私人利潤，由私企主導的市場經濟完全可能是環境破壞、資源耗竭、兩極分化（公有制企業受私有企業機制污染后也會產生這些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海歸教授們所大講特講而實際不得要領的現代經濟學幾乎從來沒有真正重視過。

　　有誰敢說，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對于兩極分化的重視超過馬克思？

　　有誰能夠否認，中國改革開放后如果更加注意生產，如果不是指望市場換技術，如果不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也就是，如果中國的經濟學能夠真正貫徹馬克思的生產決定交換的觀點，中國所取得的增長成就會更大？

　　有誰能夠否認，如果中國改革開放后如果更加注意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如果中國經濟學能夠真正貫徹馬克思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統一（任何企業都既是生產力，也是生產關系）的觀點，中國所取得的增長就不會以這么大的兩極分化為代價？

　　有人可能說，這當然不能否認，但也不能求全責備。那我說，對不起，這些海歸教授們所宣講的所謂現代經濟學就是在求全責備。為什么？因為它使用的是邊際方法、最優化方法。最優化、均衡都是求全責備。

　　與西方人求全責備不同的是，本文的求全責備展示了過度重視市場對中國人民生活、社會命運、民族前途的危害。而這些海歸教授們所宣講的求全責備的所謂現代經濟學的約多一半的篇幅（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是在1870年產生的，甚至可以說是在1776年產生的（有西方學者就是這樣認為的），距今至少已有一百多年了。如果說它是現代經濟學，而且適用于中國，也就是認為亞當·斯密的觀點不僅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且放之多個世紀而皆準了。但這些海歸教授受教的西方學者恐怕都沒有這種信心。凱恩斯早就在1936年出版專著否定斯密和馬歇爾的觀點。西方的信息經濟學也是否定市場經濟機制的有效性的。怎么可能鼓吹市場唯一有效的經濟學就成為唯一的經濟學了？

　　在西方整個社會科學里，現代經濟學看似是顯學，但其實，西方經濟的發展與其經濟學關系不大。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才是決定的力量。經濟學只是上層建筑中的一個很小的分支而已。比爾·蓋茨顯然不是學習了西方現代經濟學才創辦了微軟，并使微軟成為國際巨型企業。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與西方的經濟理論關系有限。一篇題為《中國應成為超級工程領域的世界王者》的文章（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18710.html）盡管略顯霸氣，但也展示了本文所顯示的生產比市場重要得多的道理。很顯然，中國人所具有的超級工程能力不是靠市場得來的。一個政府領導人不用看那些充滿數學的經濟學的文章，只要看看這些文字文章，就能明白到底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觀點是原理還是中國這些海歸教授所信奉的教條是原理了。這是一言而決的事情。

注 釋：

　　[1]某些關鍵的資源分配在某些歷史階段表面上是通過市場。比如，把國企賤賣，也就是具有原罪性質的私有化就是通過市場，但也不僅僅是通過市場。因為如果沒有官商勾結，是不可能賤賣國企資產的。

　　[2]該圖引自王今朝《經濟學原理》書稿第七章。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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